辗转无眠的夜是最难熬的，于是爬起来写几句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鲁迅的诗，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，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换大王旗。小时候学的课文，记得就是清楚。有点羡慕那个年代，至少除了张恨水的鸳鸯蝴蝶，旧上海贵妇们的手袋里，还会掖一本巴金的《家》。这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
熬着熬着，我居然也二十五了。小时候觉得那是一个不大可思议的年纪，到那个时候不晓得能干些什么，到那个时候不晓得自己能懂多少道理，不晓得自己能看到多少世界，现在我晓得了，我能干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懂得的并没有更多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生日那天，收到了爸妈的信，两三个朋友的祝福，还有许多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商店发来的email。忘了日期，我并不怪我的朋友们，臧天朔的歌词，写得真是好，如果有了新的彼岸，请你忘记我。我虽然没有“请”，但是很自觉地疏离了各种圈子，也算是应情应景。

往年我生日这天，曾有许多让我感动的事情，比如7岁的时候入队，戴着鲜艳的红领巾，举着稚嫩的小拳头喊破喉咙，时刻准备着。再比如，11岁生日那天，父母下班都很晚，娘还是做了一桌子菜，商店已经关门了，老爸去小店买了一瓶很贵很贵的饮料，贵得我都心疼。还有一些少年时候的回忆，我不说，但是我都能记得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人非得快，物非的也快，我的小学因为生源不足，已经取消番号好几年了；老爸买饮料的小店，在某一年严打的时候，也被荷枪实弹的武警强行拆除了，想必是做了什么非法的营生。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入海不复还；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李白的诗，读着读着就能读出泪来。人的记忆是可怕的，多少年之前的事情，回想起来就仿佛早晨刚发生的一样，和现时一比对，往往除了悲伤就是尴尬，所以说，像我这样记性好的人，是很不幸的。

李白也是不幸的，没头没脑的站错了队，还好他会作诗，历史想把它忘掉，却忘不掉。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一直念着：会有长风破浪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一晃七年了，还是念的这句。这七年，四年北大的醍醐灌顶，三年留学的忙忙碌碌，我的长进不多也不少，总的来说，慢慢学会了何事可为，何事不可为，更重要的，学会了何事可欲，何事不可欲。当然，玩笑话是说，以上两件事的自然结果就是慢慢陷入老庄无为无欲的漩涡。当然不止如此。鲁迅在临终的时候，给自己的儿子留了遗嘱，有一条很有意思，他说别人答应你却还没有兑现的话，切不可以为是真的。那时还不懂。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我碰了头，灰了心，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人就是活在应允和兑现之间的，革命是这样，男女是这样，宗教是这样，无怪乎鲁爷临终还要特别嘱咐孩儿们。

学会的最后一点，因为和科学有关系，我另起一段：便是人事的所谓动力学和热力学，动力学是讲，遇到和没有遇到的问题，是玄学。热力学是讲在特定情况下，人总会向稳定的关系发展，就男女关系而言，单身着急双身的，就会双身；双身腻味双身的，就会单身；双身年纪大了着急婚嫁的，就会成家。看起来是废话，但是放到身边具体的例子的时候，便会恍惚——原来势态大于理想，原来男不信、女不义是有根据的，原来琼瑶迷，也知道琼瑶是泡沫，原来玩弄鼓掌的也不是胡闹。如果能明白这一点，恐怕谁都会觉得爱读琼瑶的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行为，谁都会觉得青楼薄幸也不那么可恨，因为男人如此、女人亦如此。前些日子周同学出了一道题目问在三十年代新女性是怎么定义的，我现在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，现在中国的男人当不得封建地主老爷，当不得胡适，当不得新官僚；现在中国的女人也当不得旧社会的大家闺秀，当不得三十年代的新女性，也当不得女权主义者。谁也不用说谁了，都该好好反省。同时很清楚的一点是，在当今的中国，无论是革命、是男女、是宗教，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不趋炎附势的，无论是不是政治正确，他们在纯理性的层面上都是值得尊敬的。

啰了啰嗦讲了许多，还是用对李大师的自吹自擂结束。李敖说自己很牛，因为他说自己没有“寂寞”。他讲别人总说他在书房里一呆五天五夜不出门是耐得住寂寞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他的生活是充实的，是工作狂似的，是从窗口也能看见夕阳的，如果有“寂寞”，却要“耐”，却要“熬”，那就是被生活打败了。于是不厌其烦的再讲一次：Life is short, play more.